半個多世紀以來，眾多優秀的九三學社先賢們在南京這片土地留下他們奮斗的足跡，他們為南京城市發展貢獻了堅強助力，為民族振興培育了數代良才，并憑借著卓越成就與人格風范為九三學社造就了科技人員為主的界別特色，形成了愛國、民主、科學的優良傳統，將永遠鼓舞著我們九三學社中的每一員。

為慶祝九三學社創建80周年，深入開展“學規定、強作風、樹形象”主題教育，九三學社南京市委員會將推出“社史長廊|九三學社在寧先賢風采錄”專欄，同廣大社員一同回顧、學習九三學社在寧先賢們為國家、為社會奮斗的歷程，感悟先賢精神，傳承優良傳統！

涂長望(1906年10月28日—1962年6月9日)，出生于湖北武漢。氣象學家。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并被選為理事。九三學社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06年10月28日，在漢口一個職業宗教者的家庭，誕生了一個男嬰，滿月后即遵照基督教教規接受了洗禮。這位小基督教徒后來背叛了原來的信仰，成為一位學者、無神論者，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他就是被贊譽為“才干堪推第一流”的涂長望。

涂長望的父親涂含章勤勞耿直，為生活所迫曾在基督教堂當廚師，后成為職業傳教士。母親汪美珍是建筑工匠的女兒，受過新學教育，當過小學教師，后主要操持家務，撫育子女。涂長望后來回憶說：“我一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三個弟弟，四個妹妹。父親的薪水僅相當一個小學教師的收入，母親后來主要操持家務，維持這么大一個家庭是相當困難的。家境貧寒使我認識到樸素與勤儉的重要。我讀教會小學（傳教士子弟可享受免費），在家幫助母親做各種家務雜事，因此也知道些勞動的辛酸”。雖然他的父親是一位傳教士，但宗教對涂長望的影響并不算深，他晚年所寫的自傳中說：“宗教的影響對我并不太深。因為早晚禮拜祈禱不適合一個頑皮小孩（我小時常模仿《三國志》中的英雄豪杰）的口味，對活潑的孩子來講，簡直是一種精神的刑罰。當然，也不能說催眠式的說教不對幼小的心靈發生影響。當時只怕入地獄，希望進天堂，因此不敢太頑皮。父親生了重病或面臨大考，也偷偷地祈禱，希望上帝保佑。”反而因為洋人傳教士的另眼相待，讓他埋下了奮發圖強、振興中華、為中國人爭氣的志向。他回憶說：“主持教會的英國牧師粗暴而高傲。我父親經常受他的氣，忍受不了的時候也同他拍桌大鬧。我在教會小學偶爾因犯些小規矩，也遭英國牧師的毒打，因此在幼年的心靈中開始種下了仇恨洋人牧師的種子。”

父母對年輕的涂長望產生了終生的影響：“家庭對我的影響很大，也很深遠。父樣勤勞卻嚴厲，打罵過多，每每產生抗拒情緒。母親是慈愛的，在冬天的晚上常給我們講《世界偉人傳》。我聽了華盛頓、林肯、克倫威爾、牛頓等的事跡，心向往之，希望長大了也做一個英雄、偉人。當時的志愿是做外交部長或陸軍總長。”

涂長望七歲入湖北省鐘祥縣三育小學，1920年升入武昌博文中學。他回憶說：“我的中學時代，正是軍閥混戰、帝國主義猖狂進攻、民族運動高漲的時代。《二十一條》余波未盡、日帝侵略氣焰再起，全國掀起了反日浪潮。我們學生展開反日宣傳，檢查并燒毀日貨，可以說是上了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一課。”讀書期間他受五四運動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響，參加過人民群眾舉行的孫中山追悼會及“沙基慘案”后的罷課斗爭。

涂長望高中畢業后，一心一意地要升學。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父親要他找個職業糊口。而當時，一些功課不如他的同學都進了海關、郵電部門任職，收入頗豐。這增加了他說服父親允許自己升學的困難。但他終于說服了父親，1925年考入華中大學，繼續求學深造。1926年秋因政局動蕩，華中大學無法開學，他轉入上海滬江大學科學系。青年涂長望逐漸成熟起來。他經常為飽經憂患的祖國而憂慮。他意識到，18世紀以來歐洲經濟所以能夠迅速發展，與其發達的科學技術密不可分。歐洲的先進科學，于國人大有補益。1929年9月，涂長望從滬江大學畢業回到母校博文中學任教，多次與好友陳立商討出國留學事，探尋“科學救國”之途。次年，陳立、涂長望參加湖北省官費留英選拔考試，分獲第一、第二名。同年10月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地理學，次年9月轉入倫敦大學理工學院學習氣象學。涂長望潛心學習，融會貫通導師的學術思想，結合中國的氣象資料，寫成了具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中國雨量與世界天氣》。這篇出色之作，收錄在《英國皇家學會論文集》中。1933年，他被推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獲得碩士學位。當時在英國考察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回憶道：“我與長望初次相遇在倫敦一家中國餐館就餐時。未謀面前，我曾在世界上很有名氣的英國科學雜志《Nature》上看到過他發表的論文，當時在該雜志上中國人的文章發表得不多，我對此印象很深。”1933年他進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地理學專業博士學位。

身居他國異鄉的涂長望關注國內時局，經常和留學生們討論國事。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蹂躪中國大片山河，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引起留英學生的義憤。這時，涂長望已認識到非打倒蔣介石不足以救亡，不久便參加了共產黨員楊秀峰等領導的、倫敦進步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反帝救亡大同盟”。在一次留英同學辯論會上，涂長望作了中心發言，痛斥“攘外必先安內”的謬論。他回首往事時認為“這次行動，標志我的思想邁出了新的一步”。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招待會。返英后他參加了第三國際領導的秘密活動，結識了楊秀峰、鄒韜奮等進步人士，且受到他們的思想影響，認識到“近代科學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歐洲科學迅速發展與工業革命密切相關”。

竺可楨是中國近代氣象園地的播種者、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涂長望在海外求學期間，他曾電邀涂長望回國任氣象研究所研究員。涂長望早就想把學到的氣象知識為祖國服務，接到自己所尊敬的前輩的熱情邀請，便決定中斷博士學位的學習，于1934年秋踏上了歸途，回國任位于南京北極閣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研究員，從此與南京結下深厚緣分。

北極閣是中國近代氣象發祥地，在中國氣象界和世界氣象界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涂長望在此開始了他科技報國的生涯。1935年9月，涂長望借聘到清華大學地理系任教授。1939年5月，他又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任浙江大學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長。在浙江大學期間，他想方設法對師生進行抗日愛國、民主進步的宣傳，1943年1月赴重慶中央大學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出席慶祝“十月革命節”的活動。他由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等所堅持的抗日救國立場，看出中國的希望在于共產黨。1945年7月他與梁希等人積極組成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他任常務理事兼總干事，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國際和平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涂長望隨中央大學再次返回南京。他為中國科協的建立和發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團結了許多進步科學工作者為科學和民主而斗爭。他是成立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并被選為首屆理事，為反動派所仇視。為免遭國民黨特務的毒手，1948年秋由共產黨地下組織安排，涂長望離寧赴滬，轉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氣象局局長。1953年8月軍委氣象局轉為國務院建制，改稱中央氣象局，他繼續任局長，直至逝世。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涂長望潛心氣象科學研究，涉獵甚廣。他以英國、挪威和美國氣象學派的理論為基礎，在中國長期天氣預報、中國氣團和鋒面、中國氣候和東西環流研究和應用，在培養氣象人才、發展氣象教育、全面創建祖國氣象事業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涂長望開創了中國長期天氣預報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初，涂長望指出，中國天氣是東亞天氣的一部分，而東亞天氣又是世界天氣的一部分，要研究中國反常天氣就必須從大氣環流的整體觀點出發，研究大氣活動中心、大氣波動以及海洋環流與中國降水和溫度變化的關系。這種把中國天氣和世界天氣聯系在一起的觀點，不但在當時是先進的，現在依然是正確的。這為我國長期天氣預報研究工作的開展和后來長期預報業務的建立指出了方向。20世紀30年代，氣團和鋒面的分析研究是氣象學中的重要研究課題。涂長望對中國氣團和鋒面做了深入的研究。涂長望在氣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點是密切結合天氣學，使氣候學更富有活力。

1949年涂長望著手撰寫《中國氣候》一書的初稿，后因工作繁忙而終未完成。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于病榻上完成了《關于二十世紀氣候變暖的問題》(1961年)的論文。在此文中，提出了“20世紀以來我國氣溫的變化就可能進入第三個時期——又一個變暖的時期”的論斷，他的這一論斷已為后來的實際資料證明是正確的。他高度概括地指出了氣溫的長期變化的重要特點，此文發表時正值我國華北連續三年干旱之后，人們都關心氣候變化的問題，此文的發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

新中國成立前，涂長望對農業氣候、霜凍預測、長江水文預測、氣候與人的健康、中國氣候與各河川水文、土壤形成與植被分布的關系、中國人口與社會等也作過研究，這些工作在當時多為我國前所少有。后因戰亂，顛沛流離而被迫中斷。

涂長望是中國氣象事業的奠基人。發展我國氣象科學事業是涂長望畢生的追求，他在出任中央氣象局局長后，以滿腔熱情和非凡的組織才能投入到開創我國氣象事業的實踐中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又有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民主作風。他與幾位副局長及有關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學者密切合作，在短短10年內，使各項業務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涂長望對我國氣象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他無論是任教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還是擔任中央氣象局局長期間，都十分重視對祖國氣象人才的培養。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科學事業的迅速發展是同他嘔心瀝血發展氣象教育分不開的。

涂長望講授的教材都是自己編寫，他每次課前認真備課，不斷修改講稿，充實最新的內容，并結合自己的研究加以評論，使課堂教學內容十分豐富新穎，富有獨到見解。他知識淵博，思想開闊，教學中舉一反三。他講課條理清晰，重點突出，重視基本概念。他在教學中一貫強調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學生用天氣學理論來預測中國的旱澇災害，規定學生做定時氣象預測，試做單站天氣預報，以提高學生的業務能力。他所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如施雅風、葉篤正、謝文炳、毛漢禮、陳述彭、郭曉嵐、黃士松等。

涂長望還十分關心學生的思想、生活，真正做到既教書又育人。他教導學生說：“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他愛學生如子弟，抗日戰爭期間，他設法為貧苦學生安排勤工儉學，為畢業生尋找職業，進步學生要投奔延安，他不顧自己經濟困難，慷慨相助。他經常身著補丁衣，可當他見到去看望他的一位學生衣衫破舊時，則拿出自己的衣褲送給這位學生。涂長望的高尚情操贏得了廣大學生的尊敬和愛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氣象事業急待發展，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氣象人才奇缺。涂長望不畏艱辛，積極辦學，主動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關高等學校的領導人及知名學者共籌良策，決定在北京和全國各大軍區舉辦數期短訓班，還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開辦具有大學水平的天氣預報學習班，在短短的七八年內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氣象人才。為培養農業氣象人才，他與各方面協商，克服種種困難，確定在北京農業大學成立農業氣象專業。

氣象事業創辦之初，全國(臺灣省未計在內)所有氣象人才不足400人，高級氣象人才更為奇缺，要迅速開展氣象業務工作，急需聚集和延攬氣象科技人才。為此涂長望從我國實際出發，于1950年3月，倡議軍委氣象局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和聯合氣象資料室，匯集雙方的技術力量，發揮雙方的優勢，成績顯著。他還一方面寫信給港澳及海外留學、工作的學生和朋友，動員他們盡快歸來為祖國服務；另一方面動員在國內非氣象崗位上的學生盡快回到氣象崗位工作。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有才華的氣象人才毅然返回祖國或回到氣象崗位，在創建和發展我國氣象事業中，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專長，為共和國建立了功勛。

長期的過度操勞，加之身心創傷，致使涂長望在有為之年就絕癥纏身。1958年，他的腦干瘤再度惡化，步履艱難，視物模糊，但他仍繼續拼搏。1959年，涂長望病重到杭州療養，途經上海時登上幾十米高的鐵塔，要親眼看看他主張引進的測雨雷達。1960年他兩眼不能聚焦，依舊蒙上右眼寫了兩千多字的涉及多項業務的建議書。1961年，他雙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關于二十世紀氣候變暖的問題》的重要論文。雙目失明后，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氣象工作進展情況。他在生命垂危之際，思維仍很清楚，但語言能力喪失了，他就艱難地用手勢表達他還想為國家工作20年的心愿。涂長望為國、為民、為真理獻身的高尚品格贏得了科學界人士的廣泛尊敬，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整理人：任秋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