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龍威（1922—2013），江蘇省常熟縣人，東吳大學物理系肄業，早年師從國學巨擘金松岑，歷任上海法學院、震旦大學、上海政法學院、揚州師院、揚州大學文史教師。第七、八、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江蘇省委第二、三屆委員會副主委，九三學社揚州市委第二、三、四屆委員會主委。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清史、清代揚州學術史研究專家，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揚州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點創始人。曾任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顧問、江蘇省歷史學會顧問、揚州市政協副主席 等職。

祁龍威著作等身，名重海內，對清史、太平天國史、辛亥革命史等有精湛研究。對張謇研究，他也有獨到的成就和貢獻。

點燃張謇研究的星星之火

張謇（1853—1926），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今南通）人，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這樣一位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的人物，在逝世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學界對他的研究很不充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祁龍威等一批學者的努力下，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觀，他與錢實甫、徐侖、暢明、章開沅、李時岳、曹從坡等在《文匯報》《江海學刊》等報刊發表了一批研究張謇的力作。其間，祁龍威不僅寫出了《關于張謇日記》《從張謇日記看中日戰爭時的帝后黨爭》《戊戌政變后“帝黨”在東南的活動——張謇日記箋余》《帝黨與戊戌變法》和《論清末鐵路風潮》等關于張謇研究的學術論文，而且，按照南通地方史研究專家穆煊的說法，祁龍威還促成了兩方面事情：一是點燃了張謇研究的星星之火，二是助成了大生紗廠檔案資料的集中。

祁龍威關注張謇研究尤其是張謇史料的搜集與整理，緣于編輯《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1957年起，為了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和豐富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內容，他組織了當時揚州師院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的教師和部分學生成立鄉土史資料調查隊，輾轉江蘇各地，征文訪獻。1961年秋天，祁龍威帶領師生赴南通，得晤曾目擊辛亥南通光復的鄉賢耆老費范九（1887—1967），得到了費老寫的《南通光復記》《回憶絲魚港風潮》，并了解了大生紗廠檔案的大致收藏情況。該年冬天，應南通市委宣傳部之約，祁龍威再赴南通，這次一起去的還有江蘇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蔡暹、揚州師院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姚能等人，主要討論和協商揚州師院歷史系學生來南通整理大生紗廠檔案以及由祁龍威和姚能等整理、箋注保存在南通的后半部《張謇日記》并交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宜。祁龍威兩次赴南通，先后拜訪了當地相關部門的領導及專家，廣泛宣傳張謇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南通研究張謇的優勢，所以，與祁龍威交誼多年的穆煊說：“先生點燃了（南通地區）張謇研究的星星之火。”的確，其后，南通學者寫出了《張謇的悲劇》（曹從坡）、《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考實》（管勁丞）等有價值的論文，著手編撰《大生資本集團史》等工作。另外，由于祁龍威計劃帶領學生整理大生紗廠檔案，客觀上“助成了大生紗廠檔案資料的集中”，“于是原來散在各廠和上海大生事務所的檔案都集中到市檔案館，民間散存的有關張謇的文獻也或捐贈或抄成副本，保存到市圖書館。這無疑是一次關于張謇資料的大搶救，它有序地避免了后來‘文革’的毀滅之災。這些檔案資料成為如今張謇研究的重要基礎”（趙鵬《費范九致祁龍威函賞讀》，王棟云主編《博物苑》2011年總第16輯）。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祁龍威學術生命力旺盛的一段時期。他在《新建設》《歷史研究》《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高水平的論文，出版了著作，其中，不少成果與張謇研究有關。正是這些成果，初步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箋注《張謇日記》

祁龍威在研究張謇過程中，用力至勤的是箋注張謇日記。張謇日記初名《柳西草堂日記》，起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初四日，迄民國十五年（1926）陰歷六月廿日。前后凡50余年，計28冊。張謇逝世前，少有人得見，蔡元培挽張謇聯：“為地方興教養諸業，繼起有人，豈惟孝子慈孫，尤屬望南通后進；以文學名光宣兩朝，日記若在，用裨征文考獻，當不讓常熟遺篇”，表明當時的蔡元培雖然知道有《張謇日記》，但懷疑《張謇日記》是否還存留人間。后來，張孝若撰《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該書用的史料有的直接取自《張謇日記》，人們始知日記得以存世。

1961年冬天，祁龍威第二次來南通時，得見下半部《張謇日記》。據當時南通市革命史料編輯室副主任穆煊先生回憶，“蔡（蔡暹）等四人由曹從坡陪同，來我辦公室，看張謇日記，我即取出，讓他們翻閱片刻。祁龍威看了辛亥的部分，指出幾條認為很有史料價值。他當時就建議蔡暹出版日記，并說，可以加以整理、箋注，就更有史料價值。蔡暹說，等回去請示、研究后再聯系。曹從坡表示，等他們回去研究后，聽他們意見再決定，并表示，愿意向學術界提供這份資料”（趙鵬《穆煊與張謇日記的出版》，《江海晚報》2014年6月10日）。

本來，祁龍威與蔡暹等商量，由他和姚能等將《張謇日記》標點、箋注整理后，鉛印出版。祁龍威雷厲風行，決定春節后立即北上北京，查找箋注所需資料，并把這一想法寫信告訴了南通費范九。1962年4月3日，上海《文匯報》還發了一條新聞，標題是“揚州師范學院整理《張謇日記》”。但后來情況發生些許變化，江蘇人民出版社認為標點、箋注等整理工作太慢，而“影印來得快，還可保持原樣”，決定立即影印，通過出版社和穆煊的辛勤工作，下半部《張謇日記》于1962年5月得以影印出版。

日記的上半部也得到出版。1967年，張謇友人之子、前新亞書院圖書館館長沈燕謀將張謇后人取走的上半部分日記手稿從香港攜入臺灣，交臺灣文海出版社以《柳西草堂日記》原名影印出版。

內地學者研究《張謇日記》，就我們目力所及，迄今為止大概只有祁龍威于1962年發表在《江海學刊》（第5期）上的《關于張謇日記》一篇。該篇文章有兩個主要觀點：第一，《張謇日記》是一部珍貴的史料，與《張季子九錄》等史料特別是與《嗇翁自訂年譜》相比，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第二，《張謇日記》記事簡略、文多隱晦，需輯錄其他資料相印證；張謇歷時既久，朋友眾多，在他的日記里，多用表字或別號，需要注釋；日記內容也有訛誤，需要校勘。總之，“對《張謇日記》的整理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們正在進行這項工作，迫切盼望各有關機關、歷史專家、社會耆老支持我們，給以指引和幫助”。

從1962年起，祁龍威開始箋注張謇日記。為了“調查取證，為《張謇日記》作注，以便讀者”，他焚膏繼晷，兀兀窮年。那么，祁龍威所言“調查取證”又有哪些手段與方法呢？在《〈張謇日記〉箋注后記》一文里，他作了具體闡述：第一，搜集直接證據；第二，留心旁證；第三，擇要補證。他說，陳垣氏嘗言：“注書例有二派：一注訓詁典故，一注本事。如羅爾綱氏的《李秀成自傳原稿注》，可謂對二者兼而有之。我注釋《張謇日記》等清末民初史料，側重鉤稽背景，說明本事，擇要作注，擇善取材”（祁龍威著《張謇日記箋注選存》，廣陵書社2007年版，第153—157頁）。

祁龍威注《張謇日記》，備極艱辛，可謂“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銘》）。他曾跟我們說及，為了一個不能辨識的草書字詞，他在北京拜訪過不少名家、大家，最后也未曾有結果；為了弄清某一人的名、字、號或筆名、地名等，又不知查閱了多少種資料。但苦中有樂。1963年、1964年兩年，祁龍威一直長駐北京搜訪查找箋注資料。章開沅先生曾提到，1964年，他在中華書局從事《張謇傳》的寫作，“祁龍威當時也在這里校注《張謇日記》，我們正好從事同一歷史人物的研究，朝夕相互切磋，獲益更屬匪淺”（章開沅著《張謇傳》，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頁）。祁先生也曾對我們講過，那時與章先生同住一室，章先生白天用心苦讀，有時夜里自己一覺醒來了，發現章先生還在挑燈夜戰，溫習英文，很是感動，自然自己也就不敢荒廢時光了。

《張謇日記》箋余

祁龍威箋注《張謇日記》，一方面是為了方便大家讀通讀懂《張謇日記》，糾正《張謇日記》中的一些訛誤；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服務于自己的史學研究。祁龍威明確說過，“我注《張謇日記》，欲借此書為脈絡，考證晚清史事”（祁龍威著《張謇日記箋注選存·前言》，廣陵書社2007年版）。的確如此，祁龍威主要依據《張謇日記》等史料，寫出了諸如《帝黨與戊戌變法》《論清末的鐵路風潮》多篇極富創見、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他把這類論文稱為“箋余”，也就是箋注的副產品。如1962年祁龍威在《文匯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就稱作《戊戌政變后“帝黨”在東南的活動——張謇日記箋余》，他的著作《張謇日記箋注選存》所附錄的兩篇論文也標為“張謇日記箋余”。這表明，他雖按照傳統的注疏方法和目標箋注《張謇日記》，但并非為箋注而箋注，而是將傳統箋注服務于當代史學研究，使當代史學根植于扎實可靠的史料和史實之上，同時也使得傳統箋注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

祁龍威初讀《張謇日記》時，已敏銳地感覺到《張謇日記》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價值。1962年寫的《關于張謇日記》一文中，先生將日記與《嗇翁自訂年譜》等資料對比研究，就中日甲午戰爭，他認為：1.年譜除對李鴻章稍有訾議外，于清政府并無微詞，而日記痛斥李鴻章賣國甚力，一則曰：“真目無朝廷”；二則曰：“北洋之肉其不足食”。還指責“政府之昏聵如故”，“中國何嘗有必戰之布置”，“知點景處方且催工”，揭露了以那拉氏為首的反動統治的腐朽。2.年譜不言帝后矛盾事，而日記透露了“懿旨申飭主戰”，“上甚憂勞，且諭北洋有心誤事”等消息。3.年譜極少敘述張謇本人的活動，而日記歷敘他與帝師翁同龢的往來，又與帝黨文廷式等人的會議活動，極力主戰等情形。我們只要認真拜讀一下后來祁先生寫的論文《從張謇日記看中日戰爭時的帝后黨爭》（《江海學刊》1962年第9期）就知道，這篇論文實際上就是以上3個觀點的擴寫，當然，用了更多的史料。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祁龍威如果不箋注《張謇日記》，恐怕不大可能寫就那么多有重要學術創新的與張謇有關的論文。

祁龍威較早地點燃了南通地區研究張謇的星星之火，推動南通及全國在20世紀60年代初形成了研究張謇的一個熱潮。他離開我們已經7年了，其箋注張謇日記，功在當代，利澤千秋。他刻苦勤奮、開風氣之先的治學品格，永遠值得發揚光大。

（作者：吳善中 李璽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