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曾用三句詩詞概括了人生的三種境界，人生思想之初便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而在苦苦追尋之后便有了“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執著；而當一個人無論從學術還是人生境界上達到高處的時候往往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
我國“兩彈一星元勛”、著名核物理學家鄧稼先同志和夫人許鹿希教授伉儷情深的愛情故事也可以用這三句詞來形容。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說起鄧稼先和許鹿希的愛情故事，首先要從他們的家世說起。
鄧稼先是我國著名國學大師鄧以蟄先生的公子，而許鹿希則是我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先生的千金。上個世紀30年代的時候，鄧以蟄教授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而許德珩教授則在北大法學系任教。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處江湖之遠的廣大愛國教授只有在家庭來往中抒發著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懷，許德珩先生經常偕夫人勞君展先生到鄧家做客，家里的孩子們不免也來往于兩家之間，鄧稼先深得許老夫婦垂愛，直到鄧稼先成了許德珩先生的女婿之后，許老夫婦還是視如己出一般稱呼鄧稼先：“鄧孩子”。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鄧以蟄教授當時因身患肺疾，全家滯留北平。為了奴化中國人，日本鬼子強迫中國百姓向日本兵行鞠躬禮。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此橫行霸道，少年鄧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氣憤，他寧愿繞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禮。1940年初，在北平志成中學讀高中三年級的鄧稼先氣憤地撕碎了日本旗踩在腳下，事后，校長找到鄧以蟄，對他說：“這件事早晚會被漢奸報告給日本人的，太危險了，還是想辦法讓孩子躲一躲吧。”這樣，16歲的鄧稼先被迫離開家、離開北平，他懷著救國的理想和對侵略者的滿腔仇恨踏上了追求科學之路。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回到離別數年的北平，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助教。這時候，班上有一個文靜漂亮的女孩讓鄧稼先似曾相識，這就是許鹿希。家學淵源、青梅竹馬使得這對年輕人有了心的溝通，這也就是他愛情的開始。
1948年，鄧稼先進入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核物理專業攻讀博士學位，他僅用了23個月就完成了題為《氘核的光致蛻變》的博士論文，于1950年8月20日獲得博士學位，懷揣科學報國的豪情壯志，在拿到學位后第九天，鄧稼先毅然放棄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了祖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事業。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說起鄧稼先和許鹿希的愛情，不能不提到鄧稼先的大姐鄧仲先先生。
北京市東城區府學胡同有個北大的教授宿舍，而鄧稼先的大姐鄧仲先的先生鄭華熾教授與許德珩先生同在北大任教、又是宿舍中的鄰居。可以說鄧仲先先生對許鹿希品學兼優的情況是相當了解，由衷地喜歡這個清秀端莊的姑娘，到1950年鄧稼先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在鄧仲先和許鹿希的母親勞君展的撮合下，鄧稼先和許鹿希1953年成婚。
1958年秋，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愿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表示同意。那晚，鄧稼先睡在床上不斷地翻身，許鹿希問：“你今天是怎么了？”鄧稼先坐了起來，輕輕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我要調動工作。”她忙問：“調哪？”他說：“這不能說。”“做什么工作？”許鹿希又問。“這也不能說。”“你給我一個信箱的號碼，我跟你通信。”他仍然堅定地說：“這不行。”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
研制原子彈之初，鄧稼先主持的是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在這期間每天還能回家，但是理論物理方面的突破在當時只有計算尺和手搖計算機的條件下，科學家們只有以夜以繼日地工作來和時間賽跑，據鄧稼先的學生胡思得院士回憶，那時候因為完成一天的工作往往要到凌晨，而鄧稼先回到北醫的小兩口的宿舍的時候往往大門都關了，鄧稼先只好先翻過鐵絲網，再由胡思得等幾個年輕學生把自行車從鐵絲網上舉過去，當鄧稼先躡手躡腳地回到宿舍，開門迎來的往往是許鹿希擔心的目光。
到了進入試驗物理研究階段，鄧稼先徹底音訊全無地“人間蒸發”了。直到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出差”了數年的鄧稼先和妻子許鹿希才重新相聚，而在這長久的想念之中，總有許鹿希分別時候的“我支持你”的犧牲與奉獻。
在這漫長的日子里，在宿舍區的家里，依然保持著鄧稼先在家時的樣子，每天清晨的篦帚清理之間，許鹿希總是按照鄧稼先在家時的樣子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凈凈。這其中寄托的不僅是思念，更有一往情深的心心相通。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1985年8月，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并立即進行了手術。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一直守候在手術室旁四五個小時，等候手術結果。1986年1月鄧稼先的岳父許德珩先生因病住院，鄧稼先到醫院看望許老。術后的傷口和癌細胞的侵蝕常常使鄧稼先痛得滿身大汗，要墊一個橡皮圈才能坐下，許鹿希滿眼凄楚。
人說夫唱婦隨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愛情體現，我們的大科學家依然如此，當許鹿希回憶起年輕的鄧稼先時曾說：“那時稼先工作很順利，也很有成績，經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周末我們總是帶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描繪的是一幅恬靜、愉快的學者生活畫面。然而在得知鄧稼先要為祖國“放大炮仗”的神圣使命的時候，許鹿希，這個家學深厚的大家名媛卻以“我支持你”默默地肩負起了家庭的重擔，這種相隨不渝中滲透著相濡以沫的悠遠情愫。
熟悉鄧家人的同事、朋友都說鄧家人特別好，這一方面緣于家學傳承，另一方面也是家庭和諧溫馨所使然，上世紀70年代，鄧稼先和許鹿希兩人的月收入近400元。在當時，對于四口之家來說，是很高的收入了。但鄧稼先有時與同事們一起去國防科工委匯報工作，談得時間較長，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這時，他就拿出10元錢請大家在砂鍋居吃一頓。他把剩下的錢全部買成火燒，帶回家去吃。而許鹿希卻總是樂于煮些掛面就著火燒帶領著孩子們吃，所以鄧家也被同事們戲稱為“有錢的困難戶”。
“文革”期間，身陷批判當中的鄧稼先提出了“搶在法國人之前搞出氫彈”的口號，但人緣淳厚的“老鄧”總能把分屬于各個不同派別、不斷爭斗的工人、干部和科學家團結在民族榮譽的大旗下，引導大家把科研生產進行下去，1967年我國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而這時的許鹿希卻在不停地以“出差了”回答著鄰居、同事們“孩子他爸爸去哪兒了？”的問題。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終年62歲。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不要被人家落下。”當中央領導同志詢問許鹿希有什么困難和要求時，許鹿希的要求是：“請派個醫療隊給基地的同志們檢查一次身體，他們的生活太艱苦了。”
斯人駕鶴已問仙，故人殷殷寄深情。今天，每每談起鄧稼先，許鹿希教授依然是那么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