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衛生總費用中，個人分擔的比重從20%左右飆升至60%左右時，“看病貴”成為全國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數年列為“兩會”熱點的前三位。對此，2009年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坦然承認：“醫藥費用上漲過快，個人負擔過重，對此，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致力于“減輕群眾負擔”。
    細想起來，減輕群眾什么負擔？減輕誰的負擔？真的減輕了負擔？一句話，減輕群眾負擔該怎么評價？這是值得研究的一個政策性問題。
    先說減輕群眾什么負擔。對此，中央文件和領導講話有多種表述。如《意見》中，就分別在第3、10、16、17條各有表述。其實，有的是“特指”，如“減輕群眾基本用藥費用負擔”；有的是“泛指”，如“有效減輕居民就醫費用負擔。”作者認為，比較確切的表述是“逐步提高政府衛生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使居民個人基本醫療衛生費用負擔有效減輕。”
    通常說的醫療衛生費用，從宏觀上說，是指衛生總費用。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為開展衛生服務活動從全社會籌集的衛生資源的貨幣總額，按來源法核算。”它由政府、社會、個人三個來源組成。衛生部《衛生統計年鑒》每年公布這個數據。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衛生支出最高的是1982年占38.9%，最低的是2000年占15.5%；社會衛生支出最高的是1979年占47.5%，最低的是2001年占24.4%；個人現金衛生支出最高的是2001年占60.0%，最低的是1979年占20.3%。
    從微觀上說，醫療衛生費用也就是群眾直接用于醫療衛生的個人支出，即直接支出的醫藥費用，包括掛號費、檢查費、治療費、藥品費、住院費等，以及由于就診而發生的其他費用，如交通、住宿、餐飲、慰問、甚至“紅包”等費用，即衛生經濟學說的醫療間接費用。
    再說減輕誰的負擔。群眾是一個群體的概念，有患病的，非患病的；有就診的，非就診的；有參保的，非參保的；有全免費的，全自費的，等等。因此，從廣義地說“群眾”是指所有的國民，減輕群眾負擔，就是減輕全體國民消費衛生服務（包括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個人支出的負擔；從狹義地說，是減輕就診患者個人支出的醫療費用。
    最后是否真的減輕了負擔？
    一般地說，并沒有減輕負擔。一是衛生總費用中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從1979年的20.3%上升到2008年的40.4%，翻了一番；二是1979年與2008年相比，綜合醫院門診病人次均醫藥費用從9.70元上升到219.80元，增長22.7倍，出院病人次均醫藥費用從432.70元上升到11084.10元，增長25.6倍；三是人均衛生費用從1979年的12.94元上升到2008年的1094.50元，增長了84.6倍；四是醫療費用上漲是全球性趨勢，絕對數的支出不可能“減輕”，而只是控制增長幅度，特別是控制個人現金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占的比重。
    特殊地說，有減輕的，也有加重的。在實際診療活動中，“減輕”或者“加重”要復雜和微妙得多。
    有減輕負擔的，例如享受免費醫療的保健對象，如離休干部等，還有特定病種對象，如艾滋病等，以及享受醫療救助的對象，如“五保戶”等。
    更多的對象是否減輕負擔，因享受不同的政策而異，如參保者有自付保費的，也有自付部分保費的，還有不自付保費的。給付時也往往因項目不同而自付比例不一。即使是同一個項目，是減輕或加重也很難判斷。以實行藥品“零差價”政策為例，各地多次宣傳減輕了群眾負擔多少，實際上是按同期藥品銷售金額，扣除藥品15%的加成率推算而來的賬面數據，并不是實際真正減輕負擔的數據。群眾強烈反映某些藥品省統一招標后比“零差率”前還貴，這是事實。就是政府辦醫療機構全面實行藥品“零差率”，民營的醫療機構，以及國家基本藥品目錄外的藥品，并未實行藥品“零差率”。尤其在利益驅動下，熱推自費藥、進口藥，屢見不鮮。
    同時，轉嫁負擔的問題也值得關注。藥品實行“零差率”后，醫療機構由此而減少的收入如何補償？如今的政策導向是“綜合補償”，包括財政補助、醫保分擔、調整價格。如擬整合掛號費、診查費、注射費為“一般診療費”，約10元，以此取代原先設計的“藥事服務費”，由醫保支付。實際上是“換藥不換湯”，項目名稱改了，實際支付沒減反增。醫保籌資來源，有政府的，也有用人單位的，還有個人的。醫保費用多支出，實際包括了個人多支出，尤其是非患者的參保者，不得不因“共濟”、統籌基金支出的增加而增加負擔。
    減輕群眾負擔，不僅是指減輕群眾用藥負擔，而是要減輕“接受各類醫療衛生服務時的現金支付”包括自付醫療費用的負擔。在“堤內損失堤外補、藥品損失檢查補、個人損失獎金乃至紅包補”的潛規則下，減輕醫藥總費用更為迫切。以2008年全國4873所綜合醫院為例，平均每個醫院總收入9283.1萬元，財政補助646.9萬元，僅占6.97%，其他全靠業務收入。在這種條件下，醫院不千方百計組織收入，如何求生存，圖發展？藥品強調“醫藥分開”，限制收入比例，超支上繳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統一調配，在這種條件下，只得靠過度檢查來組織收入。1989年與2009年相比，門診藥費比重從68.0%下降到53.5%，檢查治療費從19.6%上升到27.6%；住院藥費從53.8%下降到43.8%，檢查治療費（包括手術費）從27.2%上升到34.2%。至于醫務人員工資多年“凍結”是不爭的事實。
    綜上所述，“減輕群眾負擔”只是一個口號，必須根據科學發展觀，從僅有“定性”的目的，轉化為具有明確的“定性、定量、時間、空間”的科學決策目標。
當人們學習和貫徹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熱盼“十二五”規劃時，2011年1月6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2011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談到“十二五”衛生發展的總體目標時提出，到2015年“提高政府和社會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個人衛生支出比例降至30%以下”（如前所述，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為20.3%，2008年為40.4%）。這雖與世界衛生組織“一個國家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重降低到15%-20%，才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研究結果有差距，但部長的話說到“點子”上了，這畢竟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目標。為此，建議中央責成有關部門制定一個實現這一目標的計劃，包括項目、路徑、措施、政策、監督，以及評價指標體系。世人當拭目以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