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7-23 作者：本站編輯 來源：東方文化雜志社 瀏覽次數：
江蘇吳江費家，人才輩出，四子一女，多是各自領域泰斗級人物。老大費振東，曾任民盟中央常委；老三費青，中國法律界元老；老五費孝通，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三兄弟才華獨具，被同鄉柳亞子先生譽為“三鳳齊飛”。老四費霍，選擇了土木建筑專業。費家唯一女孩，排行老二的費達生，則被譽為“中國絲綢之母”。費達生（1903.10.1—2005.8.12），九三學社社員，她的百年人生，與中國蠶絲業相伴相隨，雖然她無兒無女，但卻有一份摯愛終生的蠶絲事業，一位感情篤深、事業比肩的五弟，一位亦師亦友、志同道合的丈夫。費達生的父親費璞安，曾留學日本，后從事教育工作。母親楊紉蘭，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學生，曾就讀于當年最“新潮”的上海務本女學。這樣的書香門第，自然重視教育。當時，費璞安的微薄工資，除支付一家七口外，還要奉養年邁的老母，供養守寡在家的妹妹。盡管生活拮據，但楊紉蘭在分配家用時，仍是首先扣除教育費用，再安排其他支出。
1911年，楊紉蘭與五個子女的合影。懷中所抱是剛滿8個月的費孝通，左起依次為長子費振東、次子費青、女兒費達生、三子費霍。
費達生是家中唯一女孩，但母親對她的培養卻絲毫不含糊。江南絲綢業一向發達，吳江地區更有“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美譽，而蠶絲業又比較適合女孩子。于是，在母親安排下，1917年，十四歲的費達生考取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以下簡稱“女蠶校”）。該校校長就是著名的蠶絲教育家鄭辟疆（1880—1969）。費達生沒有想到，三十三年后，這位比她年長二十三歲的敬愛師長，竟然成為相濡以沫的丈夫。
1920年，費達生畢業留校。當時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民族資本日趨衰落，蠶絲業也遭受重挫。而日本蠶絲業在政府鼓勵下，卻一路稱霸。是年秋，受鄭校長委派，費達生赴日本留學，考入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制絲科。
1923年夏，費達生畢業歸國，回母校工作。恰在此時，鄭辟疆也準備將“女蠶校”培育的改良蠶種和科學養蠶技術向農村推廣。
鄭辟疆帶領費達生等推廣人員，帶著準備好的桑苗、蠶種和蠶具下鄉宣傳。吳江是水鄉，他們雇了兩條船，在各蠶區巡回宣傳兩周。每到一地，鄭辟疆站在船頭演講，深入淺出地通過實例對比科學和土法養蠶的優劣。費達生等人則用改良過的絲車，進行繅絲表演。兩岸群眾，圍觀如堵，嘖嘖稱羨。
此次宣傳展示，對蠶農影響很大。震澤鎮議會馬上通過議案，委托“女蠶校”規劃，設立蠶業指導所，并選定廟港鄉的開弦弓村為基地。開弦弓村盛產“湖絲”，但當地蠶農卻用傳統的土種、土法養蠶。蠶種逐步退化，病害蔓延，產繭量連年減少，甚至絕收。蠶農苦不堪言，只能求神拜佛，輕信各種荒誕無稽的清規戒律。
鄭校長派費達生等四位姑娘來到開弦弓村。她們組織了二十一戶人家參加蠶業指導所，提供改良蠶種，并分赴各家指導。科學養蠶，使二十一戶蠶農當年育出的蟻蠶既快又整齊，同時抵御了蟲害侵襲，結繭率高達九成。中國傳統只養春蠶一季，費達生與同事們經過努力，試驗成功雜交春蠶種和秋蠶種。消息傳出，太湖周邊鄉鎮的蠶農深受鼓舞，加入蠶業指導所的蠶農迅速增多。
此外，費達生還創建了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組織蠶農入股。1930年，受經濟危機影響，絲價暴跌，不少絲廠倒閉停工，但開弦弓村的生絲合作社因所生產的改良絲質量好，售價比原來還高出四分之一。這一現象引起一些開明絲廠業主關注。一位無錫絲廠業主將設在無錫玉祁鎮的絲廠租給“女蠶校”管理。“女蠶校”接管后，將廠名改為玉祁制絲所，委派費達生任經理。
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選繭室
費達生帶領一批技術骨干進廠，引進日本先進機器，對各道工序進行系列改革，并按照現代企業文明管理方式，重新組織生產，該廠生產的“金錨牌”生絲，很快暢銷國際市場。
1936年，何香凝、邵力子等名流參觀玉祁制絲所，分別題寫“農業救國”和“本有蠶桑利田野，行看衣被遍寰瀛”，這是對費達生實踐活動給予的高度褒獎。
在費達生事業風生水起之際，她最牽掛的五弟費孝通出事了。
費孝通比姐姐小七歲，小時候沒有人帶，就跟著姐姐到她就讀的蘇州振華女子中學玩，沒想到竟然能聽懂老師的講課內容。于是，費孝通便成為這所女子學校里唯一的男生。1927年，母親病危，最不放心不下的就是還在上中學的小兒子“孝弟”（費孝通的小名）。臨終前，她一再叮囑唯一的女兒費達生，要照顧好各位兄弟，特別是“孝弟”。費孝通晚年曾說，姐姐承擔了母親的責任，愛護照顧我一輩子。他在《我的第二次學術生命》一文中寫道：“我進大學是靠我姐姐的支持。”高中畢業后，費孝通順利升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0年，受進步思想影響，費孝通北上，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在這里，他結識了比他低兩年級的同系女生王同惠。專業相同，志趣相投，兩人關系很快密切起來。1933年，費孝通考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1935年，研究生畢業，他與王同惠結婚。費達生專程從吳江趕到北京，代表家長，參與并主持了孝弟的婚禮。好事連連，當年，費孝通還獲得公費留英資格。年輕的新婚夫婦想利用出國前的空余時間，赴廣西大瑤山進行社會調查。大瑤山地區山林茂密，山路險峻。兩人走著走著迷了路，費孝通不幸誤踏土著人獵取野獸設下的陷阱，足部受重傷，無法站立。王同惠不得不摸索著出山救援。但此一去，王同惠卻再未回來。次日傍晚，費孝通被當地百姓發現，抬出山林。他焦灼地等待妻子歸來，卻無人知道她的下落。幾天后，有人在急流的山澗中發現了王同惠遺體。此時，他們結婚才一百零八天。遭此不幸，費孝通悲慟萬分。因傷勢過重，他被送往廣州救治。遠在開弦弓村忙碌的費達生，得悉孝弟遭遇，放下手中一切，心急如焚趕往廣州。她每天都趕到醫院照料孝弟，直到孝弟傷口愈合，情緒有所穩定，她才帶著牽掛趕回家鄉。但每到夜晚，想起身心俱疲獨在廣州的孝弟，費達生仍難以入眠。她突然想到一個主意，孝弟是學社會學的，一直說想到純粹的農村看一看，何不利用這個機會，把他接到開弦弓村，既方便自己照顧，又可以讓他一邊調養身心，一邊了解農村的民風民俗。1936年夏日，二十六歲的費孝通來到姐姐所在的開弦弓村，當時他并不知道，這個江南小村莊，竟然成為自己學術生涯的重要起點。通過調查，費孝通發現，全村一千多人，很難完全依靠農業養活，蠶桑和家庭繅絲業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也就是說，中國的鄉土經濟，并非完全是小農經濟，而是一種“農工混合”的經濟模式。要救助農民、復興鄉村，恢復幾近崩潰的鄉土手工業，十分必要。不久，費孝通赴英留學。1938年，他在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做博士論文時，想到了在開弦弓村的田野調查。于是，他為開弦弓村起名“江村”，并將自己在村里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呈現在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之中。1939年，該論文英文版以《江村經濟》為名出版。費孝通的博士生導師、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可以說，《江村經濟》是費達生與費孝通姐弟倆的合作篇章，姐姐的實踐，弟弟的調查報告。晚年，費孝通曾說：“這本書記錄了我姐姐和開弦弓村農民所創造的生活。”“我姐姐是實際做事情的，行動里面做出來的。我是筆桿子里面寫出來的，所以我說我一直跟著姐姐這條路走，她的一生在前邊走，我在后面跟，我是用筆把她所做的事情，我認為她所做事情的意義寫出來。”1985年3月，費達生在《經濟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建立桑蠶絲綢的系統觀點》。該文署名雖然是費達生，但實際上這又是姐弟倆的合作篇。當時費達生耳朵、眼睛都不好，無法寫字，于是就口述錄音，再由費孝通根據錄音整理出文字。費孝通曾先后二十多次前往開弦弓村調查，經常有姐姐相伴。2002年，九十二歲高齡的費孝通到吳江視察時，又把九十九歲的姐姐接過去見面，“姐弟倆簡直親得不得了”。晚年，費達生家中最顯眼的墻壁上，掛著她與孝弟的合影，以及孝弟為姐姐百歲生日送上的賀詞：“忠誠待人，勤儉自持，無私忘我，樂在其中。”短短四句話，精準概括了費達生一生的為人行事。2005年4月24日，費孝通逝世，享年九十五歲。四個月后，2005年8月12日，費達生也在家中安詳辭世，享年一百零二歲。這對姐弟又可以在天堂重敘舊情了。近代中國蠶絲業發展史上有這樣的說法：鄭辟疆的思想，費達生的行動。鄭辟疆，字紫卿，吳江盛澤鎮人，十八歲考入杭州西湖蠶學館，四年后畢業留校，復又留學日本。回國后，先后受聘于山東青州蠶桑學堂、山東省立農業專科學校。編纂過《蠶桑輯要》《廣蠶桑說輯要》《蠶風廣義》《野蠶錄》等八部我國近代第一批蠶桑學教材。1918年，他受聘擔任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校長，長達五十一年，直至1969年逝世，堪稱教育史上傳奇。
費孝通也特別欽佩和感激這位姐夫。為紀念鄭先生，費孝通曾撰文《做人要做這樣的人》：“鄭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來又是我的姊夫……鄭先生長我三十歲，與先父同年。年齡和輩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親密接觸的機會。我對他的印象是從我的姐姐身上得來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沒有鄭先生就不會有我姐姐這樣的一個人。我敬愛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鄭先生的為人。”無論做什么事，費達生都勇往直前，不畏艱難。人們驚異，外形嬌弱的費老師，為何能夠如此堅韌。她的力量，正是來自鄭校長一如既往的堅強后盾。抗戰期間，日寇鐵蹄踐踏到江南。“女蠶校”不得不搬至上海租界，但復課仍然困難重重。為尋找蠶絲業新的發展機遇，費達生和幾位同事聽從校長安排，長途跋涉來到巴蜀之地。 當時四川地區養蠶，主要是土蠶種，病死率高，結繭率低。費達生在這里意外發現一種大如葵葉的“沱桑”，于是很有信心地寫信給校長：樂山桑葉大如席，請我師速來！1939年，經過一番考慮，鄭辟疆決定，將“女蠶校”遷至四川樂山復課。在這里，費達生重新創業，仍舊從事蠶絲業改良，擔任川南蠶絲實驗區主任。她建立了多所桑苗圃和蠶種制造場，用開弦弓村的優良原種，培育并推廣適于當地的雜交蠶種。她還對當地絲廠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絲品質量，打入國際市場。抗戰勝利后，“女蠶校”重返吳江。費達生四處奔走，歷盡艱辛籌措經費，協助鄭校長復課。一路走來，這對師生始終以事業為重，兢兢業業為復興和發展我國蠶絲事業無私奉獻，無暇顧及個人情感和婚姻大事。1950年3月12日，已經更名為蠶絲專科學校的“女蠶校”，迎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校慶日，也是建校三十八周年紀念日。慶祝大會召開之前，校長鄭辟疆宣布，他將與同學們尊敬的費達生老師，結為夫妻。師生們用熱烈的掌聲，為老校長和費老師送上衷心的祝福。鄭辟疆的老朋友黃炎培聞訊后，欣然命筆：“真是白頭偕老，同宮繭是同心。早三十年結合，今朝已近金婚。”對費達生的事業心，鄭辟疆了解并支持，結婚當晚他對妻子說：“你還可以像以前那樣，完全不必以家庭為念，家里只是你的第二辦公室。”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的道德風采和人格境界。1969年11月27日，鄭辟疆病逝。費達生在整理老校長遺物時，意外發現三首詩稿：“生存到止境，好比燈油盡，油盡燈自滅，永別無需惜。”“遺體赴火化，灰燼一掃光，壽喪是喜事，大家要歡心。”“一生無貢獻，未盡人民責，徒餐三百石，無以報農民。”費達生在詩稿空白處補寫道：“以上是校長遺作，達生在書叢中發現，推算是在1967年87歲高齡時寫的。”這篇詩稿成為兩位老人珠聯璧合的珍貴作品。費達生一直為中國耕地減少而苦惱，晚年，她仍不遺余力地培育和推廣蓖麻蠶的養殖。她說，蓖麻產量大，可以種在房前屋后，不占用耕地，是比較經濟的養蠶辦法。她自費購買蓖麻種，在家門口試種，對野生蓖麻蠶進行培育，還在家里掛了塊黑板，詳細做“蓖麻蠶事紀錄”。1994年她在接受采訪時曾感慨：“一樁事情要做成，真是不容易。我現在不能出去工作了，耳朵、眼睛都沒有用場了，歲月不多了，我要更加努力。我要把身體養養好，養好身體才能把推廣工作做下去。”她經常會到老校長墓前，久久撫摸著雕像不肯離去。她不是來尋求安慰和追憶的，而是為了來這里獲取力量。老校長有力的臂膀，是她孜孜不倦將蠶絲事業做下去的最強支撐。費達生一生從未離開過蠶絲業，蠶絲是她的生命線，即便晚年耳目失聰，她也仍舊每天用手捻蠶絲，并用捻出來的蠶絲編織背心，穿在身上。她對前去采訪的記者說，“你看，松松軟軟的，很舒服。”老人臉上純真的笑容，讓人感到溫暖，更有幾分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