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是海洋大省，海岸線總長954千米，海域面積3.75萬平方千米，灘涂面積占全國1/4，2022年全省海洋生產總值9046.2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7.4%，占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的9.6%。海洋強省戰略離不開高效的海洋綜合治理體系。2018年我省進行的機構改革，撤銷了原海洋與漁業局，其海上執法職能分別劃入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農業農村部門，加上自成一體的海事、海警，重回分散執法為基本特征的海洋執法體制，相關部門各司其職,多年來助力海洋強省建設，推動海洋產業高質量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實踐表明分散執法也有諸多弊端，主要體現在：

一是職責交叉，政出多門，易造成管理混亂。我國現有海洋法律體系尚不完善，部門管轄權限有交叉，易造成多頭執法，或推諉扯皮，或選擇性執法，影響海上執法的全面性和權威性。

二是分兵把守，互不統屬，易造成效率低下。各海上執法隊伍分屬不同部門主管，職能單一，機制不一，難以整體高效應對形形色色的海上突發事件。 

三是重復建設，成本增加，易造成資源浪費。海上執法力量分散，各隊伍都需自建專用碼頭、艦船、通訊等配套保障系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分散體制下的重復建設，不利于資源整合和優化使用效率。

21世紀是海洋世紀。縱觀全球，國外海上執法大致分為三種模式。一是“管理部門分散、執法權分散”模式。主要是俄羅斯和加拿大。二是“管理部門分散、執法權集中”模式。如美國、日本等。三是“管理部門集中、執法權集中”模式。如韓國。目前主要沿海國家海洋執法大多為執法權集中模式。國內海上執法主體配置組合，也可分為三種模式。一是集中模式。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四省采用了這一模式。浙江2002年組建省海洋與漁業執法總隊，在全國率先在省級層面實現了海上執法職責的集中，2018年轉隸但繼續履行海上綜合執法職責；福建、山東、廣東也先后轉為集中模式。二是半集中模式。遼寧、天津、上海、廣西、海南五省市，將海洋資源執法、海洋漁業執法、海洋環境執法中的兩類交由一支執法隊伍統一行使，剩余的一類則歸行業管理部門。三是分散模式。河北、江蘇兩省由多個海上執法機構在各自業務范圍內行使海上執法職責。可見，國內主要沿海省份海上執法職責體系也在向集中模式發展。

隨著海洋開發利用的深入，涉海事務的增多，我省海洋執法任務日趨繁重，分散的海上執法顯得力不從心，綜合性一體化高效執法已成為迫切的現實需要。為此,建議：

一、聚焦事項劃分，推動“多頭執法”向“統一執法”轉變

通過統一授權或部門間委托執法等方式，整合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農業農村等部門的海上執法職責。集約部門間的執法資源，重組業務流程，精簡執法隊伍,設立海洋綜合行政執法力量，確定執法主體資格，考慮到著裝等建制因素，根據國家精簡保留執法隊伍規定，歸屬一個政府職能部門，集中行使全省權限范圍內的涉海執法職責。推動“多支隊伍”向“一支隊伍”轉變，實現一支隊伍海上執法覆蓋全省管轄海域。

二、聚焦機制優化，推動“各自為戰”向“協同作戰”轉變

進一步厘清行業監管與行政執法的關系與權限，原則上海洋行政處罰以及與之相關的日常巡查、行政檢查、行政強制等職責由海洋綜合行政執法機構承擔，涉海行業主管部門負責加強源頭審批監管，依法履行政策制定、審查審批、行業監管等職責。省自然資源廳應加掛海洋局牌子，與國家保持一致，引領我省沿海三市，強化海洋綜合主管，統一清理海洋行政執法事項，制定海洋綜合行政執法事項目錄，并實行海洋執法事項清單管理。各海洋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密切配合，加強對執法機構的業務指導，建立重大事項會商機制，研究解決監管執法銜接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必要時成立專門的海洋事務協調機構。

三、聚焦科技賦能，推動“傳統執法”向“智慧執法”轉變

推行我省海洋一體化綜合執法，需要建設“江蘇省海域實時智能監管系統”，探索構筑“天上看、海上查、視頻探、網上管”綜合立體監管體系，完善智能監控網格化布局。推進集成化系統對接，打通審批、監管、執法等數據壁壘，構建集線索受理、研判預警、指揮調度、案件移交、執法公示等功能于一體“大綜合一體化”執法監管平臺，通過提升數字平臺驅動實現海上執法的整體智治。